“相较于传染病，慢性病的社会决定因素更多，控制起来更为复杂。”在近日举行的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上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峰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，为应对我国慢性病高发态势，疾控系统未来将重点加强对慢病的防控工作，大力推广“三减三健”的健康生活方式。
应对慢病挑战 跨部门合作机制待加强
新华网：近些年，我国的疾控工作呈现出哪些变化？还需迎接哪些重大挑战？
梁晓峰：经过多年努力，我国的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已经实现跨越式发展，在延长人均预期寿命、防控传染病、开展妇幼保健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尤其是在应对突发重大传染病事件方面，我国的疾控系统已成功地阻断了埃博拉、中东呼吸综合征（MERS）、禽流感、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（SARS）等疫情对民众健康的冲击。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提出了要求，希望我国卫生队伍能走出国门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好当地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，也从侧面证明了我国疾控工作所取得的成就。
当然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，比如还需应对慢性病患病率居高不下的形势。慢病挑战不只出现在发达国家，也给众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断增长的疾病负担。相较于传染病，慢性病的社会决定因素更多，包括环境、食品、水、运动、心理健康、交通安全等，所以控制起来更为复杂。需要加强立法，进一步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，推进卫生系统能力建设，大力开展媒体宣传，让公众形成自觉意识，整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。
面对新形势，我国的疾控系统需要及时进行战略调整，加强对慢性病的预防控制。第一，要做好监测工作。对致死原因、疾病风险因素、疾病本身等要进行系统性、规律性、较为准确的监测，需要大量人力、物力的投入，以及多部门的联合。第二，在加强监测的基础上，做好干预工作。需要控制烟草，提升公众健康素养，大力推广全民健身和健康的生活方式。比如，对于儿童肥胖的问题，父母、学校、企业等各方面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，实现健康饮食、健康身体。
新华网：打造健康城市、健康社区是本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。在改善城市、社区健康的过程中，有哪些重要因素？
梁晓峰：《健康城市上海共识》提出，健康城市要建设适宜步行、运动的绿色社区，增加更多的体育、娱乐、休闲设施。要实现这一计划，需要在城市规划时考虑，能不能在道路旁留出自行车道、步行道，如何设计公众体育场馆以服务更多民众等。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。此外，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，未来建设健康型、老年友好型社区，还要考虑到台阶附近有没有升降电梯、公共卫生间的设计是否方便老人使用、自动扶梯的速度能不能稍慢一点等等。打造健康城市、健康社区有很多指标，亟待开展跨部门行动，将健康融入到所有政策。
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峰接受新华网专访。新华网 杨锘摄
教室、办公室是推进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“单元”
新华网：健康生活方式对居民健康的影响非常大。该如何普及健康生活方式？
梁晓峰：我国从2007年开展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，不断传播健康知识、普及健康技能、推广健康行动，至今已覆盖全国80%以上的县区。接下来的目标是“三减三健”，其中“三减”是指减糖、减盐、减油，“三健”是指健康口腔、健康体重、健康骨骼。当然，在践行新目标的过程中，控烟也是要持续推进的工作。
要进一步普及健康生活方式，首先在政策层面上要加强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，提供必要的健身场所、组织和经费支持。其次，要提供健康的工作场所，包括办公室里的水、空气要健康，食堂提供的食物要健康，鼓励员工定期运动，给予员工很好的体检福利，助力疾病的早诊早治等。学校也是推进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“单元”。学生餐要营养均衡，控制学生对高糖、高油、高热量食物的摄入；课桌椅设计比例要合理，保障学生的健康成长发育；督促学生每天进行半小时到一小时的体育活动；还要加强健康知识教育。多策并举，才能让学生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，遏制儿童、青少年肥胖快速增长的趋势。
新华网：大会发表了成果文件《2030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上海宣言》，提出提高健康素养水平。对此，您有哪些建议？
梁晓峰：提高公众健康素养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，需要卫生部门、教育部门等多部门协同合作。要加强舆论引导，在社会上形成健康的审美观。过去通常认为人胖点好、有福气，现在要慢慢地让大家意识到标准的身材最好。其次，可以从公众人物、公务员、教师、医生等带有示范作用的群体开始，逐渐向全社会普及健康知识和健康的生活方式。第三，媒体也要发挥作用，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，科普健康知识，让不同文化水平的受众都喜欢听、乐意做。
